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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9-24 15:31 作者:谢九来源:真钱娱乐棋牌
新中国70年的复兴之路

1949

新中国的家底

只有了解了新中国成立时的各种困境,才能真正理解中国在70年里所获成就的不易。

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当时中国的经济实力已经跌至历史上的低谷。在清朝乾隆年间,中国经济总量占全球的比重高达1/3,到1911年清朝灭亡时,经济总量占比下降到9%左右。虽然几千年的封建帝制轰然倒塌,但这并没有给中国经济带来好运。从民国到新中国成立这段时间,由于几十年的战火连连,加之国民党的统治无能,中国的经济实力持续萎缩,到新中国成立时,中国经济总量占全球的比重下降到只有4.6%。在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上,这是中国在世界范围内地位最低的时刻。

对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困境,毛泽东曾用“一穷二白”来形容。“穷”,就是没有多少工业,农业也不发达;“白”,就是一张白纸,文化水平、科学水平都不高。

 

 

而更准确的描述来自中共七届二中全会。1949年3月,中国共产党在西柏坡召开七届二中全会,毛泽东当时在报告中对中国的经济状况做了更清晰的描述:第一,中国已经有大约10%的现代性的工业经济,这是进步的,这是和古代不同的;第二,中国还有大约90%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这是落后的,这是和古代没有多大区别的,我们还有90%左右的经济生活停留在古代。

总体来看,当时的中国基本上还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家,工业基础相当薄弱。从农业来看,当时的农业基础相当落后,基本上处于看天吃饭的状况。由于受到长期战争的破坏,粮食、棉花、牲畜等主要农产品的产量均大幅下降,农业总产量只有战前平均水平的75%,大量农村地区一片凋零,农村灾民高达4000万。从工业来看,工业生产规模相当小,占当时GDP的比重大概只有10%,工业部门十分单一,只有采矿业、纺织业和简单加工业,工业水平相当低下,大量工业产品都依赖进口。

除了这些宏观层面的问题,当时的新中国还面临更多现实层面的挑战。首当其冲的就是通货膨胀。当时的通胀问题,很大程度上是民国时期遗留下来的烂摊子。1935年,在美国《白银收购法》的影响下,国民党放弃银本位,实施法币改革,因此拉开了几十年恶性通胀的序幕。由于日本侵华战争爆发,以及国民党后来主动挑起内战,持续不断的战争导致国民党财政紧张,不得不通过滥发货币来解决问题。在放弃银本位之后,国民党滥发纸币的行为,使得十几年间的通货通胀高达几千亿倍。

新中国成立之初,由于过去的常年战争导致工农业生产能力下降,物质供应紧张,加之新中国成立后战争也没有完全停止,战争、人员安置等各方面带来巨大的财政支出压力,新中国的通货膨胀势头继续恶化,严重影响了人民的正常生活,对经济恢复带来极大困难。

除了严重的通货膨胀之外,另一大挑战就是失业。新中国成立之前,由于城镇工业水平落后,加之战火导致很多经济活动停滞,城镇劳动力大多数处于失业状态。1949年末,全国城乡就业人员1.8亿人,其中城镇就业人员仅有1533万人,城镇失业率高达23.6%。

城镇人口大量失业,农村人口大量灾民,如何让老百姓活下去成为巨大挑战。当时的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就认为中国政府可能连人民的吃饭问题都解决不了。1949年7月,艾奇逊给时任美国总统杜鲁门写了一封信,艾奇逊在信中表示:“人民的吃饭问题是每个中国政府必然碰到的第一个问题。一直到现在,没有一个政府使这个问题得到了解决。”

尽管当时的中国满目疮痍,“泥腿子”们终于还是进京赶考了。1949年6月,毛泽东在政协筹备会议上宣布:“中国人民将会看见,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荡涤反动政府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治好战争的创伤,建设起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人民共和国。”

1950~1956

新旧时代的过渡

新中国成立之后,面临的第一个重大挑战就是治理通货膨胀。如果不能迅速抑制住飞涨的物价,其他所有的经济建设都无从谈起。

虽然当时很多资产阶级认为共产党“军事内行,经济外行”,但从治理通胀之战来看,共产党对于经济也并不外行。面对国民党时期遗留下来的通胀烂摊子,共产党采用了标本皆治的办法,事实证明这样的举措成效斐然。

从治标的办法来看,当时的人民政府主要是集中力量打击市场上的投机资本。针对当时的银元投机,人民政府查封了上海证券大楼,拘捕了大量的投机分子,遏制住了银元的疯狂上涨。银元之战后,人民政府又向上海、北京等大城市大规模投放粮食、棉纱等重要物质,打击市场上的囤积居奇,很多投机商损失惨重,物价也迅速回落。

从治本的办法来看,1949年底,中共中央确立了全国财经工作实行统一管理的方针。只有通过统一财经工作,实施严格的财政纪律,才能从根本上杜绝通货膨胀的源头。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头几年,国内的财政收入明显改善,除了1950年之外,其余年份都实现了财政盈余。

财政状况好转之后,人民政府开始大规模回收货币,通货膨胀的源头被封堵,物价迅速回落,1951年开始,国内的物价指数甚至出现了明显下跌。从国民党时期就开始的恶性通胀,在新中国成立短短两年时间之内就得到了控制。对于统一财经、平抑物价的胜利,毛泽东的评价是“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

在通货膨胀得到治理之后,新中国终于可以开始实施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了,但当时中国还面临一个重大路线抉择,应该直接进入社会主义,还是延续过去的新民主主义?

从国民党时期延续而来的中国经济成分还相当复杂,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就提出:“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加上私人资本主义,加上个体经济,加上国家和私人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这些就是人民共和国的几种主要的经济成分。”在这样的背景下,新中国直接进入社会主义并不现实。1949年9月,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确认了新中国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

中国共产党最终选择了一条更务实的道路,党中央认为:先经过一段新民主主义建设时期,再实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国有化和个体农业的集体化。这至少要10年到15年,然后视情况而定。

1953年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正式讨论和制定了中国共产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在农村,土地改革无疑是当时的焦点。虽然土地改革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就已经轰轰烈烈地推进,但到了1950年上半年,全国还有3亿农业人口没有实施土改。1950年,中共七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拉开序幕,到了1953年底,土地改革基本完成。土地改革极大地释放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粮食、棉花等重要农产品的产量开始大幅增长,为中国经济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除了农业之外,工业部门的恢复生产也迅速展开。1953年,我国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当时确定了两大主要任务,一是集中力量进行工业化建设,二是加快推进各经济领域的社会主义改造。

从工业建设来看,当时的中国工业水平还相当低,毛泽东曾经说:“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央做出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决定。“集中主要力量,进行以苏联帮助中国设计的156个建设项目为中心、由限额以上的694个建设项目组成的工业建设。”在计划模式的推动之下,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中国经济取得了快速增长,工农业总值增长了70%左右,国民收入增长了50%多,钢铁、煤炭等重要原材料产量都获得数倍增长,为我国的工业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一五”期间的另一大任务是推进社会主义改造,虽然此前预计这个过程至少要10到15年,但实际推进速度大大超过了预期,最终只用了3年时间,到1956年就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

社会主义改造首先以农村为突破口。1953年土地改革完成之后,农民拥有了土地和生产资料,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要将农村的个体所有制转变为集体所有制。首先是把分散的农民组织起来成立互助组,然后引导农民发展初级合作社,最后是成立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到了这个阶段,农户的土地转为集体所有,合作社统一经营、按劳分配,到1956年底,将近90%的农户加入了高级农业合作社。

农业合作社的快速推进,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国家资本主义的初级阶段是由国家对私人工商业实行统一收购、加工、订货、销售等等,而高级阶段就是实行公私合营,到了1956年底,资本主义工商业基本全部完成了公私合营。

社会主义改造的第三大领域发生在个体手工业,在农业、资本主义工商业、个体手工业三大领域完成改造之后,社会主义改造在1956年底基本完成。

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标志着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阶段全面结束,新中国开始正式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1956~1978

在计划经济时代的徘徊与挣扎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中国就开始照搬苏联模式,进入了计划经济时代。随着1956年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消灭了其他经济成分,中国的计划经济迎来前所未有的高度。

苏联模式虽然短期内帮助中国经济实现了恢复性增长,但是计划经济的种种弊端很快显现出来。毛泽东本人也对此有深刻反思,认为苏联计划经济体制的主要弊病在于“权力过分集中于中央”。

1956年,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表示“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如今当然更要引以为戒”。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重点讨论了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等等。

由此,新中国在1958年开始了第一次经济改革,改革的主要重点是向各级地方政府放权让利。但这场改革并没有触及计划经济的本质,更重要的是,“大跃进”几乎同时拉开了序幕,新中国的第一次经济改革尝试,最终以失败告终,在随后的20年时间里,中国一直无法走出计划经济的阴影,为此付出了惨痛代价。

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召开,制定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由此拉开了“大跃进”的序幕。在农业领域,当时最著名的口号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为了追求高产量,农业生产违背基本的科学规律,反而导致产量大幅下降,而各地浮夸虚报产量,导致粮食被高额征收,农村开始面临大规模饥荒。在工业领域,中国更是雄心勃勃地提出“超英赶美”的口号,尤其是大炼钢铁导致农村劳动力严重缺失,又进一步影响了农业生产,加剧了农村饥荒的程度。

1958年8月的北戴河会议,正式提出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试图通过人民公社这种形式探索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途径。除了统一生产之外,人民公社最大的特点就是按需分配,对社员生活实行“七包”,衣食住行、生老病死等等全部由公社负责,其中最富特色的就是公社食堂,最多时全国90%的农民都在食堂吃饭。但很显然,这种按需分配的模式大大超过了中国的经济实力,更重要的是,这种平均主义严重打击了人们的生产积极性。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等运动,完全以个人意志来决定经济发展,将计划经济的弊端凸显到极致,给中国经济带来巨大伤害。1961年,国内生产总值大幅下滑了16%,财政收入下滑了38%。财政收入下滑带来财政赤字增加,为了应对财政赤字,货币超发也就随之而来,通货膨胀被迅速推高。

不过,中央很快就开始反思并调整经济政策。1961年1月的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上,正式通过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中国经济结束狂热的“大跃进”,进入调整阶段。经过5年调整时间,到了1965年,中国经济开始全面好转,工农业总产值达到历史上最好水平,和1961年相比,1965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大幅增长了40%,财政收支也实现了盈余,物价指数大幅回落,可以说,经过几年的及时调整,中国终于度过了这次劫难。但令人遗憾的是,1966~1976年,长达10年的“文化大革命”,再次给中国经济带来严重破坏。

1976年9月,毛泽东逝世,同年10月,“四人帮”倒台,“文化大革命”结束,中国经济开始迎来新的发展时期。在经历了过去10年的压抑之后,中国经济再次迸发出极大的热情,但可惜的是,因为太过急于求成,这一次再度出现了“左”倾冒进的势头。1977年,中央下发了《1976~1985年发展国民经济十年规划纲要》,对未来10年的发展目标做出了过于乐观的规划,在很大程度上脱离了中国经济的现实情况。由于大量引进国外先进设备,这一轮经济发展被称为“洋跃进”,当时希望利用外资来建设几十个重工业项目,但最终这场“洋跃进”很快终止。

和“洋跃进”带来的伤害相比,当时对中国经济更危险的是思想的僵化。 “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两个凡是”在当时极大束缚了中国经济的发展。

1978年5月,《理论动态》发表了一篇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引发了全社会关于“两个凡是”和“真理标准”的激烈讨论。1978年12月,邓小平发表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邓小平指出:“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过去我们搞革命所取得的一切胜利,是靠实事求是;现在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样要靠实事求是。不但中央、省委、地委、县委、公社党委,就是一个工厂、一个机关、一个学校、一个商店、一个生产队,也都要实事求是,都要解放思想,开动脑筋想问题、办事情。”

经过这场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之后,中国经济的大时代即将到来。

1978~2001

拥抱市场经济

1978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全会否定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指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党的思想路线的根本原则,由此粉碎了阻碍中国向前发展的思想枷锁。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十一届三中全会被视为中国发展市场经济的起点,但其实在三中全会的公报中,全篇没有出现“市场”二字,但三中全会的历史意义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为全会提出了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做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而且,全会将发展生产力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事实上已经暗含了对市场经济的追求。中国浩浩荡荡的改革开放由此启航。

十一届三中全会首先重新肯定了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会议认为:“毛泽东同志1956年总结我国经济建设经验的《论十大关系》报告中提出的基本方针,既是经济规律的客观反映,也是社会政治安定的重要保证,仍然保持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在很大程度上,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改革路线,是建立在《论十大关系》之上的,改革的重点还是以下放权力为核心。

不过,和1958年毛泽东主导的经济改革不同的是,当时的分权主要是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放权,而1978年的这一轮改革,主要是向国有企业放权让利。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公报表示:“现在我国经济管理体制的一个严重缺点是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领导地大胆下放,让地方和工农业企业在国家统一计划的指导下有更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

向国有企业放权让利的改革很快就提高了企业的积极性,但是负面效应也很快显现出来,由于当时仍处计划经济时代,真正的市场经济体制还没有形成,对国有企业放权让利并不能形成资源的优化配置,反而引发了很多矛盾。由于企业可以自己保留利润,政府的税收减少,财政赤字和通胀水平双双上升。这个阶段的改革,可以算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阶段的一次尝试。

虽然对国有企业的改革遭遇挫折,但改革还是在农村释放出巨大的活力。1980年,中央正式批准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紧随其后,乡镇企业也开始蓬勃兴起,在国企改革陷入困境时,乡镇企业成为当时中国经济最有活力的部分,也为日后中国民营经济的兴起埋下了种子。

邓小平在一次讲话中表示:“农村改革中,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的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突然冒出很多行业,搞商品经济,搞各种小型企业,异军突起。这不是我们中央的功绩……如果说在这个问题上中央有点功绩的话,就是中央制定的搞活政策是对头的。”

在经历了改革开放头几年的各种经验和教训之后,中国对于改革开放的方向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如果说十一届三中全会对市场经济的认识还处于朦胧状态,到了十二届三中全会,中国对于市场经济终于有了更清晰的认识。

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首次正式确认了商品经济的地位。“改革计划体制,首先要突破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明确认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须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只有充分发展商品经济,才能把经济真正搞活,促使各个企业提高效率,灵活经营,灵敏地适应复杂多变的社会需求,而这是单纯依靠行政手段和指令性计划所不能做到的。”

对于社会主义中国而言,在官方文件中正式确认商品经济的地位,可以算是一次石破天惊的历史性事件。邓小平对于十二届三中全会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在全会结束的第二天,邓小平表示:“这次经济体制改革的文件好,就是解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些是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有些新话。”

此后,中国开始不断提升市场经济的分量,1992年召开的“十四大”首次明确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3年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在20世纪末建立起新的市场经济体制。市场经济终于将中国带上了正确的道路,中国的高速增长从此一发不可收。

中国在推动内部经济改革的同时,也开始打开国门对外开放。1980年8月,全国人大正式批准在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设置经济特区,随后几年开放程度不断提升,1984年开放了大连、天津等14个港口城市,1985年开放了长三角和珠三角等地,1988年兴办海南经济特区,1990年开放上海浦东……这些开放城市吸引了规模巨大的外资流入,迅速提升了当地的投资和进出口水平,成为中国经济最富活力的部分,同时,这些开放城市也成为内地和国际市场连接的枢纽,极大地提升了中国的对外开放水平。

当然,对外开放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以深圳来看,作为当时对外开放的排头兵,深圳的很多做法因为过于接近资本主义,在国内备受争议。而当时国际形势风云突变,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使得中国对市场化改革开始出现怀疑态度。1992年邓小平去南方视察并发表“南方谈话”:“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农村改革是如此,城市改革也应如此。”邓小平的“南方谈话”,为改革开放争取到了更大的空间。

虽然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就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1984年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更是史无前例地提出了发展商品经济,但是一直到90年代初期,国内对于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争论一直没有中断。比如陈云就提出过著名的“笼中鸟”理论,“如果说鸟是搞活经济的话,那么,笼子就是国家计划……但无论如何,总得有个笼子”,以此为基础,陈云提出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政策。所以,在相当长时间里,中国虽然已经开始承认市场经济,但市场经济一直处于边缘角色。甚至到了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还时常出现“姓社姓资”的大讨论,意识形态的枷锁仍然在相当长时间里禁锢着中国经济的发展。

邓小平的“南方谈话”提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邓小平此番讲话,无疑为姓社姓资之争画上了句号。在稍作停顿之后,中国改革开放的巨轮继续滚滚向前。

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召开,报告明确指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中国到底该如何认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争议,“十四大”给出了明确的答案。

随着中国逐渐摆脱意识形态的束缚,开放程度越来越高,国际资本也增加了对中国投资的信心,并且发现了中国的潜在巨大投资机会。由于中国市场具有充沛、廉价、熟练而且勤劳的劳动力,国际企业开始将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国转移,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由此启动。而这场前所未有的产业转移,无论给国际资本还是中国都带来深刻影响,在世界范围内创造了一个多赢的局面,国际资本可以大幅减轻劳动力成本,提升利润空间,而中国农村大量贫穷人口得到了工作机会,也大大改善了家庭的经济条件,中国的国民收入水平快速提升。

经济特区和沿海城市的开放只是中国打开国门的第一步,更大程度的开放很快到来。1995年,中国开始正式申请加入WTO,试图全方位融入世界经济,经过艰难的谈判之后,到了2001年12月,中国正式加入WTO,成为WTO组织的第143个成员国。

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和世界的关系开始发生更深刻的变化。

(参考书目:安格斯·麦迪森《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公元960~203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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